2013年9月，我来到了俄罗斯图拉州的托尔斯泰庄园。
这是我第二次来俄罗斯，听说此次行程里有图拉，我忍不住欢呼起来——上次我就想去图拉，可是行程里没有。
我一直想去看看托尔斯泰的家，也想象过很多次他的家，不恭敬地打个比方：仿佛那是我阔别已久、魂牵梦绕的老家。
果然很熟悉，前世今生般地熟悉。
俭素的地下室，静穆的书房，似乎还有着淡淡体温的楼梯扶手；透过窗户向外望去，还有那一大片葳蕤清朗的苹果园。
只有一样出乎意料：那窄小得不可思议的床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躺在那床上，一翻身就会保不齐掉下来。
据说是为了禁欲。也就是说，床之所以这么窄，就是为了让人躺着不那么舒服。
“你以为都像你们呀，在豪华席梦思上翻来滚去、物欲横流的。要么人家怎么是托尔斯泰呢？”有朋友揶揄。
好吧，托尔斯泰就是托尔斯泰。
这窄小的床也让我觉得亲切起来，正如他早年的放荡也让我亲切。
相比于四面光八面净完美无瑕的神，我更爱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做过蠢事的神，因为他来自于人，和我一样的人的肉身。
《日瓦戈医生》里那段话说得甚合我心：“我不喜欢正确的、从未摔倒、不曾失足的人。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，价值不大。他们面前没有展现生活的美。”
走进一个很小的房间。窗帘低垂，阳光淡照。随行的翻译突然停下来，示意我们噤声：“下面，有一份礼物，要你们用耳朵接收。”
礼物？用耳朵接收？
“你们要听到的，是托尔斯泰的声音——一百年前的托尔斯泰的声音。”她说。
很快，墙角的留声机被打开了。有杂音滋滋滋地传来，我的身体微微地颤抖起来。
一个声音出现了。
……
是俄语？英语？抑或是法语？都有可能，托尔斯泰精通十几种语言。可无论是什么语言，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一句也听不懂。
可是我一直微微颤抖着，泪水盈眶。我面朝墙壁，背对着人，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神情。不，我一点儿也不是为此感到难堪和羞耻，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打扰我，在此时此刻。
我听着他的声音。是的，这是他的声音。这是托尔斯泰，是他。
这声音一点儿也不亢奋、激昂。它平静、沉厚、苍哑，甚至还有一些疲惫。听着听着，有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出现了。
翻译说：“这是托尔斯泰在和庄园农奴的孩子们说话。”我终于确认：托尔斯泰说的是俄语。和这些孩子们说话，他当然要说俄语。
留声机被关掉，我随着人流向前走着，耳朵里依然回想着他的声音。
快走出房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看那台留声机——这是爱迪生1907年送给他的礼物。
感谢爱迪生，不然我不会觉得如此满足——我最满足的当然是托尔斯泰的文学，不过虽然他的文学是他的灵魂精髓，虽然他的文学是那么伟大、那么慈悲、那么温暖，可是请原谅我这庸俗的人吧；在他的文学之外，我还是想亲近一下他身体发肤的那一切：他的房子，他的衣服，他的床，他的苹果园，他的墓地，他的照片和画像，他的鞋子，他的哑铃，他的钟表，他的笔记本，他的声音……所有这些都印证着他的尘世履痕，都印证着他和我一样的人的肉身。
也因此，我如此珍爱他的声音，不，也不仅仅是如此。他的声音对我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声音。
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：他是父亲一样的人。
在他死后，“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”。这是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安德烈的话吧。
而高尔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只要这个人还活着，我在这个世上，就不是一个孤儿。”
他是俄罗斯人的精神父亲，也是我的——作为一个少年失父的人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在物质层面早已经自足，精神上却一直都在寻找父亲。
托尔斯泰是我最早确认的精神父亲，大父亲。
是的——相比于这个大父亲，很幸福的是，我还有一个小父亲。在认定了他之后，我请求他认养我的心灵。
我对他重述了一遍高尔基的话，然后说：“你对我的意义亦如是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以最简洁的一个字作了应答：“嗯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