举个例子，某报社给月薪一万元的某员工加薪一百元，那么，报社就得多承担并上交43.5元，员工亦需上交28元左右的税费，两者相加需交纳税费约71.5元左右，与该加薪员工的实际增加收入近乎相等(为72元)。就当前北京市社保缴纳标准而言，这种核算方式基本是准确的。在2011年9月个税税改之后，以税前一万元月薪的北京市企业单位职工为例，企业和个人合计需缴纳约70%的税费(7000元)，而税后个人所得仅为税前的74.5%(7450元)。如此高的个人所得税费缴纳比例，显然不仅会打击普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，而且由此加大的人力资源成本，更会导致企业的发展后劲不足。对此，《证券日报》给出的建议是实施“逆向减税”政策，即“每增加职工收入100元，减少税费20元左右(按71.5元的30%计算)。”
“逆向减税”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，却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所在。事实上，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缴纳比例高的积弊在于，一是个税征收执行力弱，二是企业职工与事业单位职工保障体制的二元性。以北京市为例，尽管2011年9月个税免征额上调至3500元，但是2012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.65万元，以此推算人均“毛收入”应在6万元左右。以此为参照，显然个税免征额的上调，不可能大幅度地减少北京应缴个税人群的基数，更何况，个税税改后还将20%税率起征点从5000元调低为4500元、将30%税率起征点从原4万元调低为3.5万元、将35%税率起征点从原6万元调低为5.5万元、将45%税率起征点从原10万元大幅调低为8万元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增加了个税征收的空间。
如此，可以推断，作为人均收入较高的北京市，其不应因个税免征额上调而造成个税收入的大幅降低，可实际上，2011年仅4个月北京个税收入就减少了550亿元，2012年又在此基础上减少了155亿元，其个人所得税变动篇幅几乎与全国相同。这显然不正常，而这恰恰与“个税征收执行力过弱”密切相关，随着个税税改后的“免征额上调、高税率起征点下调”，实际收入不降但形式工资大降，几乎已经成为一些企业财务处理的“潜规则”。比如，实际收入月薪万元，形式合同工资可设定为4000元，剩余6000元单位再以其他形式发放。当然，这种避税、或变相逃税的现象，在国企性质的合同工中较少出现。
之于企业职工与事业单位职工保障的二元性而论，在个人所得税费当中，“五险一金”占比远远超过个人所得税，其中，事业单位职工只须缴纳医疗和公积金，包括养老、工伤、失业和生育均可由财政拨付，而企业单位职工的“五险一金”却要全部由企业和个人缴纳。显然，由财政拨付的事业单位职工保障缺口，最终还得由企业单位职工上缴部分进行“补缺”，而这很大程度上，显然会推高企业单位职工养老、工伤、失业和生育这四项保险的缴纳比例。
综上所述，欲改变当下个人所得税费占比过高的现象，我们不仅应引入“逆向减税”等技术层面的建议，更亟须系统*积弊之根源，以强化征税执行力度和消除不同群体个人保障二元制为前提，从而为切实降低个人所得税费创造空间。
